第三，本次调研问卷中，有些题目是多选题。
四是，承认和尊重宗教、民族等因素对立法的影响。二、科学立法的策略：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科学立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在立法策略上，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立法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方案。比如，可以对常委会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审议、修改、通过法规草案的法定人数做出进一步细化。一部法所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律，就是该领域社会关系本身以及与其他方面社会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5、加强立法过程中的量化标准建设。如何才能使法符合规律呢？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立法者自身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
在名称上，基本都冠以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等。加强立法语言建设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充分尊重立法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共性，不能将立法语言与普通语言割裂开来。例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便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国家意识，个人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处于臣服状态，甚至以忠君报国、为国捐躯为家族至高的荣耀。
[3]在这一意义上，自然既是唯物的，又是唯心的，它沟通着客观实在、神的意旨与人文关怀，从而可能孕育着人权最早期的萌芽。实践理性 对于人权概念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晰不同语境中的人权概念，有助于加深对人权的理解，从而有益于深入推进法治目标的实现。西方人权含义中的个体性要素渊源于其久远的文化历史环境。
对此，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学者基于人性残酷的一面提出了自己的自然状态与自然权利理论，而洛克、卢梭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对自然权利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发扬，并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欧洲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制度语境中的人权是以人权为理性的出发点，构建理性的法律体系，但又不囿于建构理性，而是走实践理性的道路。
正确对待人权的政治性，是全面理解人权概念的基础。将人权置于制度语境中时，它便具有了规范的属性，这种规范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好制度语境中的人权，切实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无疑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事实上，如果能够恰当认识人权话语中的政治性因素，显然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权制度无疑主要是通过国内法予以保障和实现的，人权必然具有一定的主权性因素。
可以说人权也具有一张普洛透斯式的脸庞[1]，变幻莫测。而将人权纳入制度体系予以考量时，这种形而上的天赋权利便具有了实践理性的特性，成为一项实定化的权利。优良的自然环境与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得中国农业经济获得较为稳定持久的维系，较之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在这种农耕合作中，宗族、家庭观念获得显著强化，而宗教、个体观念则未赢得广泛推崇。五、法治中国语境中的人权概念 法治中国建设在形式上表现为规则之治、制度之治，而实质层面则可以指向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
(三)政治考量 当今世界诸国对人权概念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国际政治竞争做铺陈的。制度语境中的人权概念，通过法律制度向社会昭示人的尊严与价值，使社会成员明确什么是当为、应为，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当为、禁为。
相对于革命推动式的人权实现方式，智识阶层先天温和软弱的特点，使得人权在这些国家中的实现形式既非完全自下而上的革命式，亦并非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式，它一方面需要迎合上层统治者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需要唤起下层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人权的制度化意味着将人权应然的价值性与实在法的规范性相融合，从而实现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对行为理由判断、选择，有意识地采取行动的能力，[15]即根据理由[如实践经验]进行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的意志行为。[6] 古代的自然理念孕育了人权的观念，此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人作为人的某些好处、欲求、利益。参见[美]E?波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61页。回顾过去近百年来西化论者与本土论者在中国人权发展路线上的争斗，当代中国对人权政治性问题的处理已日渐成熟，通过与世界诸国的积极沟通与交往对话，进一步形成了对人权概念的中国特色解读：我们坚持集体人权与个体人权的相互协调，坚持主权与人权关系的互促共进，强调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在关注社会成员以生存权、发展权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同时，也广泛关注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发展。它是相对于科学理性与理论理性而言的。此外，在人权的内容、人权的实现方式等方面也均体现出相应的文化差异性。
陶菁，福州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四)制度保障 人权本身是一种抽象价值，具有道德权利的属性，是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制度建构的核心价值基础。
注释: [1]普洛透斯：(Prote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善于变幻面孔以使人难以捉住，语出波登海默：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除此之外，关于人权的政治考量不仅具有国际性，同时也延伸至国内政治生活中，在思考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人权概念时，这点是不应被忽视的。
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权体现出不同的习俗性，导致其概念也具有了不同的涵义。东西方的人权概念具有其固有的文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人权也被赋予了各自的特定内涵。
而大部分东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客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人民基本生活状况尚且堪忧：在人权内容体系中，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与文化相关的权利，尤其是其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我国1954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虽尚未使用人权的概念，但在实质层面已体现了新中国对人权制度性保障的重视。这种规定是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社会生活实践智慧的凝练，为人们指明行为方向，引导社会成员积极正当地生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与个体人权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在法治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其他制度总是需要在遵守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与履行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教育机构等在制定内部章程时无一例外地需要参考法律规定，并不得违反法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公民基本生存权、发展权的强调，并不等同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漠视。本文将对人权概念的具体使用语境进行简要梳理，以厘清不同语境中人权的不同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前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存在一种神秘的规律。[4] 古代的自然法理论所关涉的是对城邦国家利益至上的维护，个人被视为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依附于城邦。
他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一书中强调，本书几乎全是关于人权的，然后特意用括号注明人权是自然权利的现代用语，我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的。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指出，自然法与正当理性的结合是人类平等的前提基础，这使得此后的自然权利及人权理论成为可能。
[5]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盛葵阳、崔妙因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8-179页。语用学是指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它强调对话语研究的情境性。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百花齐放，虽然其中也不乏接近于西方自然理念与自然权利的人类权利观，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意味着在中国古代史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仍然是人治，即一种君主之治与贤人之治的结合，而以客观自然之尊奉或宗教神明之治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模式并未能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参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98. [14]"What were traditionally called natural rights have more recently been renamed human rights."参见Carl Wellman,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Rights and Duties,4 Human Rights and Universal Duties,introduction,Routlease,2002,pp.90-100. [15]参见李桂林：《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这便是规范与价值的融合。西方国家从自身政治立场出发，往往将人权界定为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是世界上一切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权利。
(一)国史积淀 西方历史语境中的人权概念经历了相对于自然或抽象的神灵，再到宗教中具体特定的神，乃至教会、国王、世俗国家公权力的变迁过程。另一方面，它需要与中国原有的类似概念相匹配，从而实现它在中国的意义。
(二)人权内容的文化语境差异 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对于个体权利的张扬，使得个体自由成为一种至高的人权价值诉求。自然在古代是一种神秘的指称。
